（1）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金融危机前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先后进入换挡期，全球经济缺乏新增长点。危机爆发8年以来，全球GDP平均增速仅3.5%，低于危机前5年1.6个百分点。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源于结构性改革滞后、有效需求不足、生产效率下降等多重因素。

2017年，上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创新尚未形成有效驱动力，世界经济仍然无法摆脱金融危机的深层影响。

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经济波动幅度加大，新兴经济体潜在增长能力下滑，大宗商品价格低位震荡，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更为悲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主要国际机构对2017年的世界经济增长表示担忧，数次调降预期值。

二是传统增长模式动力减弱，新的增长引擎尚不强劲，新旧动能平稳转换面临较大挑战，经济驱动力出现“青黄不接”局面。与此同时，国际主要经济体均不同程度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放缓，传统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

三是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金融领域风险仍未消除。世界范围内，针对新兴国家的反倾销、反垄断、贸易壁垒等问题不断升级。据WTO报告显示，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二十国集团（G20）经济体月均贸易限制新措施数量达到2009年WTO开始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全球金融治理革新虽有明显进展，但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积聚。

四是全球经济结构性调整任务更加艰巨。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社会福利负担沉重、产业空心化等问题难以解决，转型成本高；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潜在增长水平下行、产业结构单一、财政金融状况脆弱，实现转型升级面临内部体制机制与外部需求环境等方面制约。

五是主要国家大选将加大经济领域变数，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法国、德国2017年将迎来大选。由于不同领导人执政风格与战略不同，政治领域重要变化将给相关国家经济策略、制度、政策等方面带来重要影响。

（2）全球贸易前景堪忧

贸易与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其重要性日趋凸显。但是，近年来全球贸易和投资形势低迷，世界贸易组织9月预测2016年和2017年世界贸易将处于异常艰难增长阶段，联合国贸发会预测2016年全球投资增速将下降10%至15%。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市场需求低迷、“黑天鹅”事件频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货币政策分化等因素将抑制2017年世界贸易增长。

一是全球化趋势削弱。由于世界市场需求不足，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日趋增多。据有关数据，2008年至2016年5月，G20成员共采取了1583项贸易限制措施，目前为止只取消了约25%，仍有1196项在执行之中。世贸组织、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G20贸易投资措施报告》显示，近一年来G20成员平均每月新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达到2009年以来最高数量。

二是全球贸易投资不确定性增强。英国脱欧从公投到实际退欧或将经历数年之久，其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观察。脱欧过程不排除意外发生，并可能对国际市场情绪与预期造成巨大影响，引发动荡。同时，欧洲难民潮带来的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影响全球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已经干扰国际贸易、投资与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并给未来国际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3）国际金融市场面临挑战

当前国际金融领域高杆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聚集，金融市场动荡幅度加大、不稳定性增强。

一是国际金融市场不协调迹象明显。英国公投决定脱欧对于国际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当日世界主要股指急速下跌，幅度超过5%；脱欧公投次日英镑币值跌幅超过10%，伦敦股市开盘重挫8.7%。但是在各国央行大力施加影响的作用下，国际资本市场如注入强心针，主要指数迅速反弹。国际清算银行认为相关市场已出现失调现象，如债券收益率持续走低，但收益率曲线则趋平等，国际金融市场对各国央行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

二是全球信贷疲弱。美元汇率走强、新兴市场低迷以及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强打击了信贷需求，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当前针对美国以外债务人的美元计价银行贷款同比下降，为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首度减少；同时针对非欧元区国家债务人的欧元贷款出现了自2014年以来的首次下滑，反映出欧元区银行业的新一轮疲软；针对新兴市场的美元贷款也在收缩。

三是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美国启动加息程序，欧洲、日本等国家继续实施量化宽松，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导致的溢出和回溢效应日益突出，跨境资本异常流动及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风险逐步扩大并深化。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将进一步增加全球贸易复苏的不确定性。

（4）国际规则与标准加速调整

金融危机后，各国为了摆脱本国经济低迷形势，加强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与渗透，国际贸易规则趋于碎片化。以WTO等国际机构为标志的全球贸易一体化成果受到侵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性贸易组织前途未卜。以WTO为代表的原有贸易规则被逐步打破，新的国际贸易、投资、服务标准正在确立。

这一过程涉及世界主要国家的博弈与对抗，表现出漫长而反复的特征：一方面，发达国家为实现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意图通过改变原有国际规则，推进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标准的全面升级，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多利益；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各方利益协调难度加大。如2016年9月，包括总统奥朗德在内的多名法国高层官员表示将中止对欧盟授权，单方面退出美欧自贸协定谈判，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也公开表示“TTIP谈判已在事实上失败”。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提出即将退出TPP谈判。国际贸易与投资制度体系重塑将深刻影响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及未来面临的对外贸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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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发展阶段

（1）我国国际竞争力增强

经历改革开放近40年发展，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制造业第一大国。世界经济论坛《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在全部138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再次成为全球新兴经济体中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这表明我国在经济实力、人力资源、产业成熟度、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国际吸引力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处于世界前列、新兴国家之首（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印度排名第39位，俄罗斯排名第43位，南非排名第47位，巴西排名第81位）。

（2）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由于当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水平下台阶、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开放溢出效应不断减弱，劳动生产率下滑，2017年宏观经济增长的压力仍然较大。需求侧中由于社会新增资本体量有限、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整体预期偏弱等因素，投资、消费需求存在继续走弱风险；供给侧在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等结构改革显效的作用下，企业效益回升，生产端有望实现稳定运行。预计2017年国民经济增速较2016年略有放缓。

（3）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缓解

人民币中长期稳定运行基础较为稳固。

一是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部分国际金融组织、境外央行等境外政策性机构和金融机构将逐渐增加人民币债券资产的配置，从而带来一定规模资本流入，有利于未来汇率保持稳定，并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

二是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充裕、金融市场运行稳定、宏观财政状况良好，经济基本面决定了人民币不存在长期贬值基础。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继续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有利于我国外贸进出口平稳运行。

（4）外贸扶持政策继续发力

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共出台十余个促进外贸稳增长的政策文件，四个关于对外文化贸易、自贸区战略实施等方面的相关文件。外贸扶持文件旨在稳定贸易增长，调节贸易结构，转变贸易方式，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政策涉及的主要方面包括完善出口退税分担机制、加大信保支持力度、支持保险机构按照商业化原则扩大保险覆盖面、减轻企业负担、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外贸新业态发展、探索建立“六体系、两平台”为核心的跨境电商政策体系等方面。

在各级部门、各级政府的大力贯彻落实下，出口退税进度加快，出口信用短期险渗透率提高到17.8%，进出口企业负担明显减轻，通关无纸化比例提升至95%，13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成，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加快，相关产品关税水平进一步降低。全覆盖性外贸扶持政策有利于促进未来我国外贸增长。

（5）“中国制造”的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削弱

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受到来自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双重制约，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以机械设备为代表的投资品出口存在不同程度下降。伴随中国要素成本与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成本不断攀升，价格等方面比较优势弱化，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相比，工资成本、环境成本等方面明显不占优势。与此同时，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出口产品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仍难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短期内新的外贸增长点尚未形成。